十幾年前,當時我還在讀書,某個晚上窩在電腦熒幕前,在YouTube上看黃子華的棟篤笑,那個被許多人尊稱為“子華神”的男人,正在台上講着早年在東北拍《非常公民》的經歷——他飾演末代皇帝溥儀。
他說,那段時間入戲太深,陷入了嚴重的抑鬱。抑鬱到甚麼程度呢?他自嘲:抑鬱到要每天看《老夫子》來開解自己。全場轟然大笑,掌聲四起。我卻一下子愣住了。《老夫子》,這個名字像被風吹起的舊照片,從記憶的某個角落裡飄了出來。久違了,真的太久違了。像是那個多年不曾聯繫的老朋友,突然在某個人口中被提起,恍若隔世。
黃子華說的那種抑鬱,我大概是能想像的。一個演員在長達數月的拍攝過程中,反反覆覆地把自己塞進末代皇帝沉重破碎的一生,這想必不會是一件愉悅的事情。當他從歷史的風沙中短暫地爬出來的時候,總需要找點甚麼把自己拽回21世紀的現實。他選的竟是《老夫子》,那個永遠穿着長衫馬褂、永遠在闖禍、卻永遠打不死的小老頭。說來也怪,一個關於末代皇帝的抑鬱,要用一本四格漫畫來解。可仔細想想,又不那麼怪了。
視覺止痛藥:從香港街頭到抑鬱者的案頭
《老夫子》誕生的一九六二年,香港正經歷着巨大的陣痛。內地移民潮帶來的不僅是人口激增——從一九四五年的五十餘萬,暴漲至一九五七年的超過二百七十萬,更帶來了木屋區密佈、“搵食艱難”的庶民生態。
創作者王家禧正是這移民洪流中的一員。這位北洋政府直隸省長兼督軍的公子、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西畫專業的高材生,一九五六年攜家從天津移居香港時,面對的是語言不通、撫養三子的現實壓力。他後來坦言,創作漫畫的初衷並非藝術理想,而是養家糊口的現實需求。
就在這樣的生存夾縫中,《老夫子》破土而出。戴着眼鏡和塑膠浴缸塞一樣的帽子、腳踩老式布鞋、胸前三個點、臉上兩撇小鬍子,這個形象迅速風靡香港,一九六四年首本單行本《老夫子與秦先生》兩日內售罄六千冊。
為甚麼?也許因為讀者在這本漫畫裡看見了自己。老夫子熱心過度卻常常弄巧成拙,自作聰明卻又本質善良,這哪裡是漫畫人物,分明是那個年代香港普通人家的日常縮影。王家禧將自己的移民體驗投射進溫文爾雅的“秦先生”,那個最早誕生的角色,正是他初抵香港時“前途茫茫、不停找工作”的真實原型。
王家禧的長子王澤(也是漫畫的二代創作者)曾說,他希望《老夫子》的幽默能夠成爲大衆的“視覺止痛藥”。這個說法精準極了。一九六七年,香港陷入長達七個月的暴動恐慌,逾五十人死亡、數千人受傷。那場動盪沒有直接進入《老夫子》的畫面,卻在暗處構成了它的底色。當現實過於沉重,人們需要一種輕。當社會撕裂得太痛,人們需要點甚麼來止一止血。《老夫子》的幽默,恰好是那個時代最溫和的精神慰藉之一,它不提供答案,只提供片刻的喘息;不解決問題,只讓你在笑聲中暫時忘記問題。
所以黃子華抑鬱時看《老夫子》,一點都不奇怪。半個世紀過去了,止痛藥的藥效還在。
漫妙濠時光:懷舊如何成為心理療愈
二○二六年二月九日,澳門新濠影匯“漫妙濠時光:老夫子六十周年奇想之旅”特展拉開帷幕。那個曾經在香港茶樓、報攤、廉價印刷品中流傳的老夫子,如今入駐了耗資億萬的現代化展館。從邊緣到主流的空間遷移,本身就耐人尋味。

展覽的設置處處可見匠心。“時光手稿珍藏館”展出創刊前的原型手稿與早期創作工具,嵌於老式電視機框中的漫畫原稿,像極了記憶的切片。“老夫子冰室”和“老夫子報紙亭”被原樣複刻,那是六七十年代香港街頭的日常風景。“漫妙合拍三二一”互動拍照裝置,讓參觀者可化身為漫畫主角,生成專屬的四格漫畫紀念照。一位觀眾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那些原本被我視為‘過期’的漫畫,讓我重新看見了香港人,乃至全體廣東人。那種樸實勤勞、真實堅韌的一面。”
這些設計背後,是懷舊心理學的深層機制。南安普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康斯坦丁·塞迪吉德斯(Constantine Sedikides)指出,懷舊包含指向個體記憶的個人懷舊與聯結群體共識的集體懷舊兩個維度。個人懷舊是個體對自身童年、親密關係等關鍵人生階段的感性追憶,具有強烈的自我相關性。當觀眾在展覽中看到“情人的花朵”、“醉中的美人”等經典畫面,聯想到的不只是老夫子,更是自己生命中的某個片段,或許是童年時蹲在報攤前看漫畫的下午,或許是父親帶回家的那本薄薄的單行本。


這種個人懷舊能有效提升個體的積極情感、自我連續感與心理韌性。在現代社會,職業變動、時代更迭帶來的自我斷裂感,往往引發焦慮甚至存在危機。懷舊恰恰是應對這一困境的天然機制,它將個體過往記憶與親密他人相聯結,讓人感知到過去的性格、品質與情感體驗並未隨時間消逝,延續並融入當下的自我之中。
展覽中那些複刻的場景,喚起的不僅是對一部漫畫的記憶,更是對一種已然消逝的生活方式的追憶,幫助觀眾將看似斷裂的生命片段,重新編織為連貫的個人敘事。
集體懷舊則超越個體範疇,指向群體共用的文化記憶。它讓澳門居民與遊客在多元文化環境中找到華語文化歸屬感,讓年輕一代通過“秦先生求職”、“陳小姐約會”等經典情節,理解上一輩的價值觀與生存智慧。展覽中的“漫葡街市”特別融合澳門本土特色元素,在保留香港流行文化內核的同時,與澳門本地記憶形成互文。這種跨世代、跨地域的文化呈現,讓《老夫子》在笑聲中成為連接不同地域觀眾、強化華語群體文化認同的溫暖力量。
老友記的重逢:幽默的當代價值
展覽的名字起得好——“奇想之旅”。不只是對過去的回望,更是一次想像力的重啟。
“六十新出色畫廊”以紅、黃、紫等鮮豔色塊打造老夫子彩色剪影,將黑白經典形象轉化為波普藝術風格。傳統的四格漫畫與當代藝術裝置,復古的港澳街景與霓虹燈、老巴士等元素相映成趣。這種視覺上的“熟悉中的陌生”,激發創造力的關鍵。維爾德·凡·蒂爾堡(Wijnand A.P. van Tilburg)等人的心理學研究表明,懷舊情緒的誘發能夠顯著提升個體創造力,其作用機制以心理開放性為核心仲介,形成“懷舊→開放性→創造力”的傳導路徑。懷舊讓人以積極、反思的態度重訪過去,擁抱新的可能性。

現場設置的“未完待續”漫畫牆,吸引觀眾主動續寫故事,累計收集創意情節數百條。年輕觀眾將童年記憶轉化為同人漫畫、創意短視頻,中年觀眾則在懷舊體驗中重拾過往興趣、實現個人創造力的二次啟動。有觀眾在社交平台上傳了自己在展覽二度創作的作品,獲得過千次點讚。懷舊在此確如研究者所稱,成為創造力的“記憶繆斯”。
這不正是經典IP的當代價值嗎?它不只是供人瞻仰的文化化石,更是不斷被重新啟動的創意資源。《老夫子》的幽默,從來不是簡單的搞笑。它是一種生活態度,在窘迫中保持樂觀,在困境中不失機智,在挫折後依然能夠站起來繼續前行。這種態度,在一九六○年代的香港適用,在二○二六年的澳門同樣適用,在任何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都適用。
身份的延續:從“我的童年”到“我們的記憶”
展覽中最動人的,或許是那些跨代同行的場景。在羅文《小李飛刀》、徐小鳳《風的季節》等經典粵語老歌的旋律中,父母牽着孩子,指着某個場景說:“爸爸小時候就是看這個長大的。”孩子似懂非懂,卻被那些誇張的表情和滑稽的動作逗笑。這一刻,《老夫子》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使命,成為代際對話的橋樑。


這種代際傳承的價值,怎麼強調都不過份。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的浪潮中,年輕一代與傳統文化的聯結被不斷削弱。像《老夫子》這樣的經典IP,恰好提供了某種文化連續性,它讓孩子知道,原來爸爸媽媽也有童年,原來那個年代的人是這樣笑的,原來有些快樂是可以跨越時代的。
集體懷舊正是通過這樣的共同敘事,實現過去與現在群體自我的聯結。展覽中代表香港六七十年代市井生活的漫畫場景、華語世界共同熟知的老夫子形象,成為群體共同敘事的重要素材,在激發觀眾“集體記憶共鳴”時,強化群體認同與歸屬感。從地域層面看,它將香港市井文化與澳門中西融合文化相聯結;從華語世界層面看,它讓不同地區觀眾在老夫子這一共同符號中重申華語文化身份;從代際層面看,它為跨代對話搭建了橋樑。
有學者指出,集體懷舊還能顯著提升群體福祉與抵抗變革的韌性,幫助群體在轉型中重建適應能力。在當下,這樣的價值尤為珍貴。老夫子紀念展作為集體記憶的容器,讓不同年齡、不同地域的觀眾在共同懷舊中減少“他者感”,增強社會包容度,成為多元社會中凝聚群體的情感紐帶。
尾聲:回到黃子華的那個夜晚
寫到這裡,我又想起黃子華的那個gag。他說每天看《老夫子》開解自己時,全場都在笑。可我現在想,那笑聲底下,或許藏着某種更深的共鳴,我們每個人,不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對抗着生活的抑鬱嗎?
有人靠酒精,有人靠旅行,有人靠遊戲,有人靠短視頻。黃子華的選擇,是翻開一本四格漫畫,看老夫子和大番薯、陳小姐、秦先生、趙先生等人在那裡相愛相殺,看他們闖禍然後收場,看他們在最簡單的畫面裡,演出最樸素的人生道理。
《老夫子》六十年了。它從香港街頭的小人書,變成華語世界的文化符號;從幾毛錢一本的廉價讀物,變成澳門豪華酒店裡的特展。它經歷過爭議,與天津漫畫家朋弟(本名馮棣,1907–1983)的公案至今未有定論。它承受過質疑,有人說它過時了,跟不上時代了。可它還在,還在被展覽、被談論,被一代又一代人閱讀。
為甚麼?因為它觸碰的是某種不變的東西,人在困境中對笑的渴望,在孤獨中對陪伴的需求,在斷裂中對連續的眷戀。這些東西,不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改變。
展覽將持續至今年四月十二日。如果你恰好在澳門,不妨去看看。不為別的,只為和那個陪伴過幾代人的老朋友,打一個照面。你會發現,他還是那個樣子,穿着長衫馬褂,留着兩撇小鬍子,永遠在闖禍,也永遠笑嘻嘻的,像個真正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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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人信息:張容瑋,男,英國格拉斯哥美術學院(The Glasgow School of Art)校史首位中國籍美術學博士,現爲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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