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洋過海，她在異鄉找到電影夢

專訪澳門電影導演黃小雅

記者：Cherry

人物簡介

黃小雅Peeko Wong，澳門影像自由工作者，畢業於澳門大學新聞及公共傳播系，2013年赴法國修讀語言及電影碩士預準班課程。現多擔任導演、副導演、剪接等工作。2018年作品《G.D.P. Grandmas’ Dangerous Project》，講述三位年過七十的老婆婆對晚年生活無望，共同合謀制定一個瘋狂的計畫。2017年《下一站》作品，講述澳門變遷下青年人去與留的故事。其他作品如商業微電影《一代人》，大學時期諷刺澳門社會及傳媒的畢業短片《假面》等等。

《G.D.P.》中三位主演婆婆，為入獄不惜扮鬼扮馬打劫銀行

“沒有留下來的理由”決心赴法進修電影

電影能引發觀眾產生共鳴的內容，就是從自身生活中接觸、觀察、理解，在屏幕上呈現熟悉及嚮往的故事、土地與人物。而澳門這個具有獨特歷史文化背景的小城，從澳葡時代開始至今，存有不少投身電影業的有心人，致力以影像紀錄澳門小城的光與影。

黃小雅談起第一次接觸電影，是從擔任場記開始。“14年剛從法國回來澳門，陳雅莉導演就開拍《Timing》，她知道我在澳門，就讓我一起幫忙。那時算是第一次正式開始接觸電影相關的工作。”之後再輾轉在數個劇組中吸收經驗，終在2016年執導第一部劇情短片《下一站》。

      事實上，希望能夠執導劇情片的想法，早在大學時期萌芽，但她說因未有太了解行業的詳情，在2011年大學畢業後，就投身廣告公司。在廣告公司工作的兩年間，雖然嘗試了許多拍攝工作，卻沒有一樣屬於自己的作品，繼而產生了離開澳門，到外地走走的念頭。“當時覺得拍來拍去都是這樣，就算繼續做第三年、第四年，應該都差不多。我看不見一個明確的未來，也沒有一個令我想留低的理由。”

黃小雅遠赴法國修讀電影碩士課程，其實附近地區也有不少知名電影學府，為何孤身一人離鄉背井，前往語言不通的國家？“當時北京、香港、台灣也有想過，但這些地方都離我好近。我好想去一個好陌生、連語言都不一樣的地方。”往外地一走的想法萌生後，她便做了許多資料搜集，留學英國及德國都曾在考慮範圍，但在大學老師的傾談中，她下定決心選擇了電影發源地法國。“以前大學的老師在法國畢業，就有次聊天，談到我想出去留學，想讀電影相關，她就鼓勵我去法國。因為法國就是電影發明的地方。我又看了很多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就覺得這個地方好適合我。”

出走澳門拓闊視野 電影創造更多可能性

常說“電影反映人生”，不同國家的電影，因其語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歷史發展的背景不同，因而有著不同的視野。即時活在同一個時代下，也因視野的廣狹，欣賞不同的風景。但有些風景是迥然不同，在電影的世界裡，就巧妙地反映出當下的真實存在。對於這趟法國之旅，黃小雅有感：“當去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再回到澳門，視野有了改變後，就好想拍一條片去記錄這一刻，去紀錄自己看到的人與事。”

法國的自由氛圍，讓黃小雅認知電影能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她表示在法國的氣氛與澳門不一樣，大家聚集在一起，並非討論美食等輕鬆話題，而是嚴肅地討論社會性問題，能更了解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次的出走，讓黃小雅沉澱下來。返澳後，一邊接觸電影的相關工作，一邊思考及組織屬於自己的第一個故事：下一站。

劇情短片《下一站》，透過巴士的集體記憶，講述人與城市之間的關係

     《下一站》講述乘客透過一程巴士的時間，回憶過去，重新認識澳門。因為巴士是大眾的共同記憶，透過巴士這個集體記憶，與觀眾一同回想及思考城市的變化及自身的關係。黃小雅自言《下一站》的故事框架，自大學時已經醞釀。她一直想拍攝一個關於澳門巴士的故事，但都止步在構想中，反而從法國回到澳門，就有很強烈的感覺促使實行。“我覺得去不同的地方，視野和想法有了改變後，就會有這種強烈的感覺驅使實行。我始終都好想做到導演，畢業之後都停了幾年，無拍過自己作品，都覺得是時候要重拾回來。而且當時又認識了很多本地創作人，他們都很鼓勵我去拍。”

黃小雅自言《下一站》是比較個人內心的故事，而電影是連結社會及生活，反映真實的存在，因而近期作品《G.D.P. Grandmas’ Dangerous Project》，則反映關懷長者問題，“最初我都無定死一定要用女性長者的角度，但採訪過兩間老人院，幾乎九成都是女性。”她指出男女壽命長短是最普遍的原因，且分享採訪過兩位婆婆，丈夫已過身七至八年，但她們一直住在老人院。“所以在人生中的最後一段時間，女性獨自去面對孤獨的問題，似乎比較嚴重。”

現時氛圍似法國新浪潮＂澳門電影＂留待定義

觀眾觀賞電影，散場後留下的記憶，或是演員、或是故事、或是引申的深意，但造就一部電影，離不開一群幕後英雄。電影有許多不同的崗位，牽扯許多細節。但電影圈起薪點很低，亦有部分有志投身電影事業的青年因此卻步，黃小雅認同這是行內面對的問題。“尤其在澳門拍劇情片，只能靠資助，但本身資助金額，並非百分百可以全額資助。而且做電影，涉及團隊裡面的其他崗位，譬如一個燈光助手、攝影助手又是一個什麼價錢呢？如果大家都有一個標準，那麼就能靠電影產業糊口。但澳門現在這個階段，是好難去實行。”她接著補充：“工作人員如何區分商業作品及獨立作品的製作，就算大陸、台灣、香港，有好多獨立創作，都未必達到合理價錢。這是導演、監製，幕後工作人員，都要消化的問題。”

做過導演也做過場記的她自言：“兩者並無太大差距。但導演是統領，所有事情都關你事，任何一個職位都需要去考慮

     談及澳門電影氛圍，她指出澳門雖有影展大型活動，但在宣傳方面力道不足，“作為一個在澳門搞的影展，但並無太大宣傳澳門的作品，更多似是一個吸引遊客的活動。”澳門電影雖然剛起步，但總體而言是樂觀的，她表示：“圈子好細，基本上做電影的朋友都認識，能夠互相幫忙，這個氣氛是最好，有點似以前法國、香港電影圈最初的時候。後來比較出名導演，剛開始都在這樣，一起討論，互相幫忙，現在的澳門有點似那時候的氣氛。”特別是戀愛電影館成立之後，更有法國新浪潮初時的氛圍，“那時候的導演都很喜歡聚集在一個地方看電影，和館長都是相熟的，再慢慢開始拍片。現在我們很多導演都會去看電影，然後一起討論。”

澳門的電影史很短，只在華語圈佔據很少的一個部分，電影製作更沉寂過一段很長的時期，直到近年才重新興起。“現在討論‘澳門電影’依然尚早，始終香港電影、台灣電影已經發展很久，都有過輝煌時期，而澳門電影業才在萌芽階段，未必現在就需要為‘澳門電影’去做一個定義，可能再過多幾十年，留待之後的觀眾去定義。”黃小雅如是說。

術業有專攻，一套電影離不開一群幕後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