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柏林跨語現場》偶發後

十月五日，剛好是葡國國慶和德國統一日假期的周日，《柏林跨語現場》（Neukölln Trans-lingual）三場偶發參與式藝術行動和快閃展覽過後，餓透了。我跟創作夥伴，波蘭藝術家媽打沙律（Marta Stanisława Sala，舊譯瑪塔・薩拉）、活動夥伴小城實驗劇團總監譚智泉、澳門演員高凱琳，以及一位香港藝術家朋友坐在柏林新克爾恩區（Neukölln）一間越南小餐館裏，我們圍着桌子，混雜着廣東話、德文和英文，暢所欲言地批評柏林的食物。然後，一把講粵語的女性聲音輕柔地拋出這個問題：

“當你說着不同語言時，你會變成另一個人嗎？”

旁觀者清，媽打觀察到，我的行為舉止中隱藏一個內在的語言等級結構。這判斷精準得令人不安：廣東話是我的創世紀，是起點；德語則成了情感上不可或缺的流浪之語，也是我經歷人生百態、人情冷暖，以及“不可能發生”的種族主義的極基礎載體；法語是一道陳年的傷痕和愛撫；葡語，弔詭地取代了我的母語廣東話，成為澳門身份的永恆符碼。

這張由情感繪製出的“地圖”，人工智能稱之為“語言地理學”，我更偏向叫它做“實驗地圖學”。它不僅是一個理論概念，更是我和馬爾塔・薩拉共同策劃的公共藝術行動——《柏林跨語現場》的核心思想與實踐場域。我們的創作根源於我在柏林（逆向）學習、解構數十種語言的過程，以及媽打沙律的“創意安那其主義”（Anarquismo Criativo）多語項目，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核心：語言藝術本身能否超越社會匿名與語言壁壘？

鐵幕邊緣的發聲場：藤珀爾霍夫的歷史回聲

當天，柏林風雨交錯，空氣中仍留有二戰與柏林反封鎖空橋的歷史回聲。我們的行動在曾是冷戰前沿的新克爾恩區展開。這個區如今滋養百餘種語言，歷史的縫隙與移民的足跡塑造這片土地的文化肌理。葡萄牙駐柏林大使館在社交媒體上總結了我們的初衷：“《柏林跨語現場》是一系列全天的公眾藝術行動，彰顯柏林語言的豐富多樣性，並強調將跨語性視為全體柏林市民的共同文化資產的迫切性。”

藤珀爾霍夫舊機場的跑道上，第一場行動《跨言語遊戯場》展開。我們邀請參與者進行“甲骨文體操”，用肢體重現古老漢字的意象，大、千、天、人，讓抽象意義化為可感的身體語言，並學習所有參與者所願意講的語言。這場行動的原型，源自我們一年多前在柏林鼠堡（Mäusebunker）偶發演出時還沒有全面用的《半虛構甲骨文密集課程》，此，作為藝術小冊子，曾在“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展出。

這場行動的原型，源自我們一年多前的探索。這次媽打跟我創作了十一面旗幟，作為虛構語言創造的媒介。這些旗幟如同佈景設計的一部分，象徵非語言的表達形式與被解構的書寫。透過這些視覺符號，我們以“虛構的語言”來探討柏林的文化多樣性。整個場景不僅有集體的行為，西班牙藝術家馬科斯・加西亞・佩雷斯（Marcos García Pérez）與波蘭藝術家卡塔基納・薩拉（Katarzyna Sala）更是共同引導了多語言練習，探索聲音與身體之間的跨文化對話。

多重聲道：詩歌熔爐與織物的縫合

午後，由於天氣不穩，我們轉移至邁爾空間（Mayer Pavilion），這個由意大利藝術家安德烈亞・米內奧（Andrea Mineo）創建的空間為流動展覽與作為偶發的創意工作坊提供了室內場所。在此，我們與德國庫爾德裔詩人阿卜杜勒卡迪爾．穆薩（Abdulkadir Musa）一同完成跨言《詩作室》。

在這個語言熔爐中，我們並無刻意地將來自衝突地域的語言並置，不過無心插柳柳成蔭：烏克蘭語、俄語、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庫爾德語等，以及一系列國際語種如中文（廣東話、普通話、浙江方言）、波蘭語、法語、西班牙的兩種語言、葡語與幾種非洲語言，形成交響。高凱琳則用葡語寫下整首詩作，呼應葡國大使館所述的“葡亞”文化共鳴。譚智泉也參與其中。今年六月，我們曾在葡萄牙（如歌德學院、蘇亞雷斯-多斯雷伊斯國家博物館等）合作。

當天的《行動終場》，我們以創作第十二面旗幟來總結：觀眾用我們提供的多語詞彙手冊創作而成的詩句，每行文字融合多種語言，最終形成一件“跨語言的布料作品”，象徵共居、交流與理解的可能性。壓軸部分，則是大家一起創作了模仿生活日常聲音後集體創作的虛構語言詩歌。這一手法延續自去年我倆在波蘭波羅的海當代藝術館（Bałtycka Galeria Sztuki Współczesnej）的實驗性公共藝術行動，我們將身體、語言與移民歷史交織成視覺與聲音的場域。這一天，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界的交流如同一場沒有結束的舞蹈。

語言的占有與身份的編舞

那次深夜晚餐過後，媽打的觀察仍在耳邊迴盪：我每用一種語言，便成為另一個自己。德語的謹慎、粵語的靈動、法語的憂思、葡萄牙語的典禮感，這些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它們塑造了我的呼吸節奏、沉默範圍與共情角度。

如今，語言不再被我“擁有”，我被語言緊緊擁抱又困惑。我，是一個被翻譯拼接而成的破碎而運作中的生命體。在多元與漂泊之中找尋自我，既樂於被語言帶來的一切溫情所佔據，也享受語言支配的麻木感。

《柏林跨語現場》使這種經驗具象化，我們用身體、聲音與文字，將共存的可能性呈現出來。它不是一次理論的陳述，而是一種活生生的編舞，一種生存與被承認的藝術。而我，仍在這場舞蹈中，找到自己漂泊、共鳴與認同的節奏。

本項目獲柏林州議會與東方基金會獎助。宣傳上，得益於葡萄牙駐德國大使館賈梅士學院葡萄牙文化中心、柏林法國文化中心，以及德國“都市實踐”（Urbane Praxis）平台的支持。國際合作夥伴則包括澳門小城實驗劇團、里斯本新大學、波蘭創意社會發展基金會和波蘭卜彌格學會。筆者聯同媽打沙律謹表謝意。

（此文作為我在長年主要旅居地柏林歲月的尾聲，明天我將在里斯本新大學（UNL）重新展開人類學博士研究，落實把里斯本、澳門、柏林、南波作為流動的家的願望和計劃。《記“bpM”跨界展演葡國行後》的最後一篇，也是第四部分的拙文將於下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