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閉關時想念世界

文/張健文、瑪打沙律

圖/Nicoly Pelizzoni

文：

能夠暫住在朋友位於阿魯達（Arruda dos Vinhos）的家，望着葡萄牙景色，讓自己“閉關”，處理生活裡那麼多事情，覺得是種特權。只是終於停下來，最想寫下的卻是：想念世界。

從巴西回到柏林，再到里斯本，來到這裡，想念那種遇上許多人、許多事情的感覺。錯過了太多記錄的時刻，現在想補寫一些早該寫下的田野筆記，有些事情已開始忘記。

譬如夢。在巴西，移動得那麼頻密，夢也變得更有創意，更有戲劇性，比停留在柏林，甚至里斯本時都豐富。回到葡萄牙，反而沒有異國的感覺。認識這個國家太久了，那是一種混合的感受。

回柏林則是苦甜的，像重遇一個傷得很深的初戀。這次，柏林卻又那麼暖。在那裡有非常重要的朋友。瑪打也愛柏林，她的感覺比我的好，也更愉快。她終於在這裡。對我來說，一切很不一樣。瑪莎・卡萊珂（Mascha Kaléko）那句詩是對的：“唯有與你同在的地方，才是故鄉”。

剛與波蘭漢學人商樂丹完成一場訪談，談語言、移動，以及一起生活和創作。她以波蘭文介紹，交談又轉到其他語言。我很高興，這次能借助翻譯軟件，理解瑪打用波文說出的想法。一起生活，卻仍然有這些重新聽見對方的時刻。

在家，我們說德文，也一直發明語言。對我而言，那是一種完整的語言，很難只給一個例子。創造語言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個人說話都有自己的口音；瑪打說英語時，聽見波蘭語和德語混合的音樂性，那也是她生活的痕跡。

瑪打：

文化身份這個問題，曾經佔據我很長一段時間。從家庭和歷史課裡，得到一種頗浪漫的波蘭想像：不同地方的人一起生活，文化在彼此往來之間形成。這個多元文化的夢一直回來，也是離開克拉科夫、移居柏林的原因之一。很想念那種多元。

在柏林讀“藝術在情境中”，經常談到後殖民問題，也開始問自己，斯拉夫身份1是甚麼。有否一些典型的東西，是波蘭人應該更緊密聯繫的？父親那時還在。他提醒，歷史上有過泛斯拉夫主義的計劃，要小心追求過於單一的身份。身份可以是複雜的。

文：

混合已經不只是喜歡；也許比愛更多，因為它成了我、成了我們的一部分。

法文仍然那麼重要，仍然是愛情的語言，從來沒有死去。想像巴特，讓表達帶着情慾。覺得標準愈來愈不性感；人工智能來了，甚至擔心，有一天標準會殺死我們。可就在這次訪談中，翻譯程式又讓我聽懂了瑪打。

瑪打：

在巴西，一群孩子走過來，覺得談很久是很自然的事。彼此聽不懂，就試，就猜，仍然願意繼續，用任何方式一起度過愉快的時間。或者連“溝通”也未必是目的。是會微笑、願意經歷一些事情的身體。那時，理解未必是最重要的。

在德國做兒童活動，一次老師問七歲的孩子，可否說說遷徙。孩子開始談候鳥。本以為他們會像成人談這個問題。當然，家庭被遣返的恐懼也會影響孩子；但有時忘記了，成人的辯論並不是整個世界。

在波蘭和柏林讀了多年藝術，發現自己面對觀眾之前，常有很多負面念頭和擔憂，見面以後卻往往得到驚喜。批評也是藝術教育的一部分；創作時，批判的念頭會出現，有時甚至勸你別做。

這些批判的態度，是從試圖批判自身的歐洲文化裡學到的。困難在於，當想訂出一套行為規則，便可能忘記人的部分。你可以規定，見到別人就必須微笑，但被迫擠出的笑容，和真的高興見到對方的笑容，並不一樣。

訂出規則，是為了顯示自己多麼好，還是真正在乎與別人交換想法？很珍惜不害怕相遇的經驗。

文：

愈來愈相信人類學，也覺得自己終於成為人類學者：經歷了那麼多相遇，也見到殘酷，仍然被未知吸引。對知識保持警覺。知識會殺人。理解是美麗的，也是很有問題的事，因為很容易把自己的理解放到別人身上。

在澳門，一位葡萄牙女士曾說，去接觸華人吧。對這句話有混合的感受。是的，應該走向華人；是的，也應該走向世界。葡萄牙是走向巴西的門，巴西又引向非洲。

希望與澳門的人分享這些。澳門是否仍然向世界敞開？現在不知道。想繼續問，繼續遇見人。

在訪談結尾，說，有些東西是從瑪打身上學來的。可以一起說話，也接受自己未必接受對方的意見。嘗試多一點在一起，未必總要理解。閉關的時候，仍然想念這樣的世界。